我国早期的战地摄影

摄影战士们拍摄的照片，反映了解放区军民抗日斗争的真实图像，必须将它们发表，才能发生宣传鼓动作用，沙飞除将这些照片寄往延安、重庆等地之外，于1939年春节，和罗光达在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平山蛟谭庄举办了街头照片展览，这次展览是敌后解放区第一个，也是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第一个用印片进行的展览，虽然展出的印片是120相机拍的八张片和十六张片，但是由于展出的内容反映着八路军挺进敌后收复城镇，缴获日军枪炮和大洋马，群众参军，八路军部队生活，根据地人民进行生产等，又是在群众很少看到照相的山村举办，参观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热闹，山沟里来了照相的，一时成为附近各村的头号新闻，流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太和小娃娃都来参观，不对更是整队前来，一边挤着看照片，一边听着解释，一边发表议论，聂司令员也来看展览，听群众议论，对沙飞和罗光达称赞说：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很大，并建议设法用放大照片展览，两个月后，沙飞搞出了土放大机，用日光放大，再次搞了巡回展览，虽然如此，他们感到，仅用展览方法，不能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

沙飞参加革命前就有的创办新型画报的想法这时活跃起来，得到罗光达的赞成，他们向聂司令员提出了这个设想，办画报不但是扩大宣传的需要，业务上指导和组织、扩大军区摄影网，汇集、发表和利用各分区摄影组的照片资料，也需要画报作为中心，但是，在敌后创办画报谈何容易，有人说，这是天真的幻想，可使，聂司令员却赞赏和支持办画报。并命沙飞与罗光达进行筹办。

1939年夏秋，罗光达在平西根据地采访中，得知区党委通过地下党关系从北平搞出了一套准备印刷钞票的器材，并有照相制版与印刷的技工，由于战争条件艰苦，这些器材一直埋藏着未用，技工也无法安排工作，1940年8月，罗光达采访百团大战正太路战役娘子关漠河滩战斗时，碰到五专署宣传队的康健，发现康健原始北平故宫印刷厂的照相制版技工，熟悉照相制版业务，便通过组织调康健参加画报筹备工作，10月，他们在阜平华北联大周年纪念会上又遇到康健的师兄弟刘博芳，动员刘也来参加画报的筹备，从康健和刘博芳了解到印照片同印钞票有很多相似之处，沙飞与罗光达便要求聂司令员把闲置在平西的那套印钞票机器及技工调到军区，1941年初这个要求实现了，但是药品不全，数量有限，他们走遍了军区各部门请求帮助，军工部各工厂帮助制造了平面铜板、锌板、三酸、纯酒精，并按晋察冀日报铅印机的养子制出了八页铅印机，冀中卫生部顾正钧部长姜仓库中画报可用的药品及代用品全部拨给了画报，还派人到平津采购所需药品，晋察冀日报邓拓和出版部何继云帮助画报铸了一套画报所需铅字，调给画报铅印、排字、刻字和装订的工人，刘博芳把他参加革命时从北平带出来的照相制版用的八寸镜头和一块网目及他用黑布新制的皮腔安装在康健设计制作的制版机木架上，做成一台土制照相机，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刊出了康健和刘博芳试制成功的第一幅铜板照片《边区人民对****内战》，4月17日《晋察冀日报》刊出了新闻摄影科提供的沙飞、罗光达铜板照片三幅，6月，军区政治部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出版了两期日文《解放》画刊，第二期上刊印了沙飞照片五幅，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

1941年5月，军区政治部主人朱良才召集沙飞、罗光达、裴植、赵烈等开会，正式成立了晋察冀画报筹备组，军区印刷所划归筹备组领导，由沙飞全面负责，裴植任党支部书记，由于铜板不足，没有印刷画报的纸张与彩色油墨，罗光达向聂荣臻司令员提出，请冀中军区帮助到平津采购，经同意后，罗光达跟随来军区开会的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到冀中去，一到冀中，即遇到敌人扫荡，反扫荡胜利后，吕正操即派人到平静，利用地下党关系，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所需材料，都从平津运出，冀中军区派主力团一个营的兵力，由团参谋长指挥，护送罗光达及器材安全的通过了平汉路封锁线，后来，为了**画报所需物资的进口，军区还在冀西行唐县口头镇一带设立了采购站，在党的城市工作部刘仁帮助下，画报社王丙中作驻平采购员、李鸿年作联络。

在罗光达去冀中筹办器材的同时，沙飞于7月在军区开办了摄影训练队，8月日军来扫荡，沙飞、赵烈、张进学等带着学员分别到五台、灵丘、涞源等地一面打游击，一面教学，一面采访，为画报积累稿件。